在18岁的这个年纪，我依然渴望拥有一顶帽子。这个想法最初在我4岁时浮现，当时幼儿园的老师询问我们的梦想。其他孩子梦想成为科学家、发明家、明星或警察，唯独我说我想成为一名环卫工人。这个答案让教室的气氛由震惊转为欢乐，大家都不敢相信地笑着看我，“真的吗？”我回答，“书上不是说劳动最光荣吗？维护城市的环境，清晨5点看着自己清扫的街道，那种成就感一定很强。”这番话让大家的表情从震惊变为困惑，他们都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，让我感到不舒服。我仿佛能在他们头上看到一顶相同的帽子。我不确定他们的课本是否也宣扬这样的道理，但我赶忙假装自己头上也戴着一顶帽子，开玩笑说我也想成为科学家。进入初中后，父母带我去领取了一顶帽子。那是中秋节，我的成绩平平。父母要求我给他们班主任的电话，他们打算送礼贺中秋，希望班主任多照顾我。我质疑，“为什么需要特别关照？自己学习不就好了？难道不送礼他就不会照顾我？”父亲反驳说，“都是他的学生，难道不应该感谢教导你的老师吗？”我无言以对，但心里明白他的真实意图。那天之后，我在老师的眼神中看到，我似乎也戴上了与他们相同的帽子，上面写着：“你们都是我的人。”直到上了大学，我才意识到，父亲在我年幼时就教会了我重要的一课：博弈论。班级就像一片黑暗的森林，每位家长都是自己孩子的代理。如果所有家长都送礼，而我没有，那么我就需要赌老师的品性。在这种猜疑中，送礼是最佳选择，因为即使老师拒绝，至少表达了感激之情，留下了好印象。这种道理，我在书本上从未见过，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开始明白，这些未被提及却被大家默认接受的东西，实际上是一种体系，一种关系。只要加入他们的群体，就可以避免被尖锐的言语和目光所伤。毕业后，我遇到不认识的长辈时，他们会说我要考研或考公，我会随机应变，对孩子们说我是网红，对长辈们则说我在考公。我想要的帽子，不是为了让人更看重我，而是希望减少争议。但我知道，那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帽子，而是他们希望我戴上的。从小被教导成为医生律师，到长大被指示考研或当公务员，我最终并没有戴上那顶帽子，不知是因为犹豫还是因为男子气概的自豪。但我的朋友，戴上帽子是为了保护自己，即便不是因为大家都在做，也有它的必要性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做一些非主流的事情，必然会受到非主流的目光。但既然人生只有一次，何不让他们看看呢？帽子没错，只是不要戴上你不喜欢的那一顶。如今，我还没有戴上帽子，也许再也回不去了。或许在另一个世界，有一个男孩在凌晨五点的街头，骑着扫帚，站在干净的街口开心地笑。但那不是我，但那不是我吗？